土貢，即地方定期向朝廷進貢當地土特產，非詔不得停，具有一定的強制性。而進奉，又稱作進獻，是各級官吏出于邀寵，或加官進爵等目的定期或不定期向朝廷統治者進獻財物的行為。進獻物品多為奇珍異寶，隨意性較強。

一、貢奉分離：唐代前期的土貢與進奉

唐初，國家一統，國力強盛，這一時期的土貢在繼承前朝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完善，從貢品的征收到入庫皆有詳細的法令規定，土貢種類主要有“定時限額”的常貢，及應皇室消費不時之需的雜貢。

這一時期，因官吏出于自身的利益訴求亦或是統治者自身的喜好需要，進奉亦時有發生，具有較強的隨意性，其貢物亦多受人為意志影響，在一定程度上與雜貢相似，但二者仍有較大區別，即進奉物品多為珍異，進奉目的多為滿足統治者的個人私欲。故而這一時期土貢與進奉具有各自特點，二者區別明顯，呈分離趨勢。

1、唐代前期土貢與進奉的特點

自土貢出現伊始，歷代統治者便遵循“任土作貢”這一原則，即顏師古所解釋的“物土貢者，各因其土所生之物而貢之”。唐前期所制定的土貢亦延續這一特色，各道貢物豐富多樣，皆是當地特色原材料或是在此基礎上加工而成的手工業品。

這些土貢品大體可分為食品類、絲織品類、雜物類，每道也因其地理環境及經濟發展程度的不同，其土貢物品由此形成較大的差異。如隴右道等邊緣地區，農耕較不發達，其貢品主要以動物皮毛及本區特有的奇珍異獸為主；而“經濟發達的地區，其應貢物品，工業制造品和高檔農副產品則占大宗。”

唐前期對于各道上貢的時間有明確的規定，唐前期各道土貢貢品一般于每年十月二十五日到京，于元日朝會時陳見于殿廷。當然，一些受季節限制的特殊貢品則不在此例，其上貢時間另有規定。如荔枝，生于每年夏初，故其上貢時間多在五、六月份。

唐前期貢品的數量有明確的定額，唐太宗時規定：州府歲市土所出為貢，其價視絹之上下，無過五十匹……有加配，則以代租賦。唐前期以絹價作為衡量各州府所上貢物數額是否符合規定的標準，折合成絹價不能超過五十匹，若超過該標準，超過的部分可作為該地當年租賦的一部分，且無需繳納其它名目的稅收。

2、唐代前期進奉的實施概況

唐前期的進奉屬于賦稅之外的額外進獻，皇親大臣希冀通過物質進奉而取得統治者的垂青，其物品多取之于民，勞民傷財，故唐前期的統治者對此多采取否定的態度，唐代前期賦稅體系完備，地方財政權力較小，國家財政收入得到強有力的保障，國力強盛，不用常稅外過多的貢奉作為補充。

故而具有中央集權象征意義的土貢，作為構建強有力王朝秩序的重要途徑，日臻完善；進奉則因其勞民傷財的特點多遭到唐前期歷代明君的壓制禁止。但自玄宗以后，統治者奢侈享受，致使進奉之風日益盛行，加之此后社會形勢的變化，土貢與進奉在內容和形式上發生較大改變，二者關系也發生相應變化。

二、貢奉融合：唐代后期的土貢與進奉

唐后期，藩鎮林立，經濟上財政自專，這一時期地方常規貢賦多不入中央。雖然強藩在經濟上實現獨立，但在政事上仍無法真正脫離中央而存在，需要通過中央的認可來增加威信，由此多通過進奉維系與中央的關系，故而這一時期藩鎮進奉成為常態。

因此土貢與進奉的關系在這一時期有明顯改變，即由唐前期互相分離的狀態向相互融合的關系轉變，主要表現在進奉物品的常貢化、進奉的常規化與合法化，更為重要的是進奉逐漸具有土貢所具有的政事象征意義。

1、唐代后期進奉物品常貢化

唐后期進奉物品不再局限于奇珍異寶，而主要包含了金銀及金銀器、馬匹糧食、繒彩布帛及各地土貢物產。其中金銀及金銀器、馬匹糧食、繒彩布帛逐漸成為進奉常貢物品，在此后的發展中逐漸具備如唐前期土貢一般定額常貢的特點。此外，唐后期特定的節日進奉中，土貢物品始終占有一定份額，這是唐前期進奉所不具備的特點。

唐后期戰事頻繁，中央財政頻頻告急，這一時期非當地土產的進貢逐漸常規化，其中馬匹和絹帛變得十分常見。這是因為唐后期的中央朝廷面對著內有強藩，外有強敵的境況，所需馬匹數量十分巨大。而絹帛，幾乎成為了進奉的必備品，蓋因絹帛等絲織品在唐代用途十分廣泛，除了用做日常衣物的原料，亦可做貨幣使用，其使用范圍更加廣泛。

2、唐代后期進奉名目的增多與慣例化

隨著進奉次數增多，統治者對進奉需求不斷加大，故唐后期進奉逐漸具備合法化的特點，對于進奉日期、貢品種類等各方面都有明確規定。而所謂的“四節進奉”，即在元正、冬至、端午、降誕這四大節日，朝廷官員及地方官吏都要向統治者進獻財物，以修敬意。

3、唐代后期土貢的進奉化

唐后期的土貢制度雖遭到嚴重破壞，但因其固有的政事意義和政權導向，使得土貢并未被廢除。受唐后期諸多因素的影響，這一時期的土貢具有不同于唐前期的新特點，即逐漸呈“進奉化”傾向。

首先，進貢人身份多為地方觀察使、節度使。唐前期土貢貢品多由諸州刺史攜帶入京，但隨著唐后期朝集制度的廢除，負責地方土貢事宜者的身份亦發生改變，即變為多由觀察使負責修送上貢。

其次，貢品的經濟意義增強。從《新唐書·地理志》中記載唐后期各道、州的土貢物品可知，唐后期不僅貢品種類較唐前期增加許多，增加的種類多具有較強經濟意義，在食品方面增加許多糧食作物及經濟作物，其中以稻、麥、粟、米、特色水果、茶種類的增加尤為明顯。

此外，唐后期諸多新增常貢物品在此前多為進奉之物，如越州的“異文吳綾、花鼓歇單絲吳綾、吳朱紗等織麗之物”，在貞元年間尚屬“別進”之物，在《新唐書·地理志》中關于越州的土貢物品中卻已有有“十樣花紋等綾、花紗、吳絹等”的記錄。由此可見唐后期土貢受進奉影響頗大。

三、貢奉合一：五代十國時期的土貢與進奉

五代十國時期天下一統的政局被打破，唐末藩鎮割據進一步演化。原先李唐王朝所屬諸多藩鎮逐漸成為獨立政權，其政權內部所制定的典章制度亦多承襲唐室，為鞏固統治，各政權內部多存在“貢奉”制度。

并且由于各個政權之間激烈的博弈、更迭，使得這一時期政局更為紛亂詭譎，南方諸割據勢力出于原先對唐中央的臣服，故而在五代十國時期，這種政權上的臣屬和文化認同亦轉移到在李唐中央所在地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北方中原政權身上，奉其為正朔，實行“貢奉中原”的政策。

在戰亂頻發的五代十國時期，土貢與進奉的內涵較唐代而言發生些許變化，其一，二者仍具地方向中央上貢貢品以示臣屬的象征意義；其二，與唐代不同的是，由于這一時期國家處在分裂狀態，未出現統一政權，故貢與奉不僅發生于某一政權內部，還發生于南方政權與中原政權的交往過程中。

至五代時期，唐后期尚保留的“任土作貢”、“定時限額”的原則已被破壞殆盡。土貢隨意性進一步凸顯，上貢時間并不固定，其數量亦多無限制，且上貢者多出于自身利益上貢，具有強烈的媚上之意，可見五代時期的土貢已完全進奉化了。

至于進奉。五代時期的進奉延續了唐后期進奉的特點，對其相關規定更加完善。首先，五代進奉物中，馬匹、錢幣等戰時軍需要物仍占巨大比重，其次，唐后期進奉雖逐漸趨于合法化與常規化。在五代時人眼中，土貢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進奉。

并且，五代時期的貢品種類在沿襲了唐后期的進貢特色基礎上進一步豐富，主要以地方土特產、馬匹、器械、舶來品、金銀及金銀器、糧食、絹帛為主。而且，貢品的數量、進貢的次數遠遠超過前代，在一定程度上亦反映了五代時期貢奉財政意義的合并。

結語

唐前期，國家統一、中央控制力強大，這一時期的土貢多作為中央集權的重要象征意義存在，其“任土作貢”“定時限額”的特點備受重視。而統治者對于進奉事件多以打壓為主，因此這一時期的土貢與進奉呈現分離的特點。

唐后期受藩鎮割據及戰亂的影響，土貢與進奉制度較之前又有所變化，如伴隨著中央財政經濟的困難，土貢與進奉被賦予了更多的經濟意義，其中土貢貢品種類及數量均有大幅度的提高。而進奉種類與進奉名目也呈現多樣化的特點，二者在中央財政上的地位也不斷提高。

五代十國時期，南方政權出于“保境安民”的心理，奉中原政權為正朔，貢與奉便是其維系與中原政權關系的手段之一，因而這一時期的土貢與進奉制度的關系在前代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呈現貢奉合一的特點。